主持人：欢迎走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对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上个世纪的九三年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年份，因为在那一年里面有一些青年学者发起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在那之后，人文精神这几个字好像或明或暗地变成了一种警示，提醒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在五光十色的诱惑当中走向灵魂的堕落。而今天，十年已经过去了，当年发起这场大讨论的青年学者已经进入了知天命的年龄，十年之后，重提人文精神，他们又会有着怎样的思考。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很高兴地邀请到了当年这场讨论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先生。您好！

　　我们在请王先生跟我们演讲之前呢，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王先生。

王晓明简历

　　王晓明先生1955年出生于上海，1977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79年转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一直留校任教。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先生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同时也涉及了文学理论，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史等等。专著包括像《所罗门的瓶子》、《潜流与旋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追问录》，以及大家可能都会非常熟悉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棘丛里的求索》，《无声的黄昏》，《太阴消失以后》，《高调与低调之间》等等。

　　今天呢，王先生，大家提起您这个名字，可能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当年那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很多人都评价说，当年那场讨论是从1993年6月份，您在《上海文学》写了那篇文章开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年的那篇文章？

王晓明：这个文章呢，其实跟这个华东师大的校园很有关系。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华东师大有非常活跃的思想的氛围，那个时候我们学生在一起，我当时已经毕业留校，跟学生在一起，经常是通宵达旦地聊天，当然也谈些很有趣的事情，但也会谈到一些所谓文化啊，社会啊这些事情，那么有一次因为一个机会，《上海文学》希望大家来讨论讨论这个当时的文学的状况，那么我们有一批中文系的，有硕士生、有博士生、还有我，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讨论，记录下来，就发表在这一年6月的《上海文学》这个杂志上，当时起的一个题目就叫：《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那么后来讨论人文精神的时候，有人就把这篇文章看成是这个讨论的一个起点。

主持人：由这篇文章而引发了后来那么持久、那么广泛的一场讨论，您写这篇文章，记录当时那个对话过程的时候想到了吗？

王晓明：当时是没有想到，当时也不但是我一个人，其实华东师大那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很多，大家都是很不满，但是后来会引发那么大的一个讨论，的确当时是没有想到。

主持人：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个秘密，当时哪些话觉得说得特别过分，特别放肆的，结果没敢把它放在文字上，今天还是口头来给我们表述一下。

王晓明：最厉害的话还是对有一些作家和电影的批评，因为你知道中文系的人，说话一般比较损，所以说话其实是比较厉害，但是有些话，我觉得在今天也并不是太合适。

主持人：您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一下。

王晓明：当时主要的一个批评就是觉得，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在私下讨论的时候，就有这个讨论的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流氓化的过程的开始，这个是说得比较重。

主持人：那您认为真的会有这么严重吗？

王晓明：这要看怎么理解流氓这个词，记得我们当年，鲁迅先生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有一篇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叫做《流氓的变迁》，在他看来流氓，其实本来，你要字面意思来说的话，它并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但是鲁迅就分析了，这个词怎么样最后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流氓的概念，是一个完全不讲道义、完全不讲伦理、而且对所有的事情都不负责任，这样一种态度。那么讲今天的这个文化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讲，流氓化的这个倾向还是相当明显。

主持人：刚才您也谈到了鲁迅先生，您自己也曾经写过《鲁迅传》，能不能谈谈鲁迅先生对您的影响？

王晓明：像我这样的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学者吧，有一个很大的幸运，就是在我们的研究对象当中，有像鲁迅这样的作家。鲁迅这个作家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的思想很复杂，他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很多想法是非常深的。因为深，所以你隔了很多年，甚至好像是活在跟他完全不一样的时代里面，你还是会觉得他那些话就像是为今天说的一样。我个人从阅读鲁迅的作品当中得到的这个收益，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个收益就是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叫做“绝望的抗战”。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的奋斗，是不期望能够很快的胜利，甚至我不期望一定能够胜利。也就说他是抱着一个对这个事情很悲观的一个看法，但是他就没有像他的弟弟周作人那样，因为对人生悲观了，最后就慢慢一步一步一步，就往一个很消极的地方走过去。鲁迅相反，他还是非常积极地往前走，他的这个绝望的抗战的思想，我想每一个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都会感觉到这句话的力量和它的价值，我也是这样。

主持人：除了关注文学，关注文化现象，我知道您还非常喜欢旅游，是吧？

王晓明：对。

主持人：为什么会喜欢旅游？

王晓明：人活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会很闷气。

主持人：上海真的很闷吗？

王晓明：当然。

主持人：您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王晓明：对，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看着上海怎么样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可是我还是觉得上海的生活很闷气，为什么呢？那么多的高楼，而且生活越来越紧张，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旅游是一个好的地方在于，它让你看看不同的景色，不同的气侯、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当然还有不同的好茶、美食、好东西多了。

主持人：好，那我想下面呢就请王晓明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重提“人文精神”》。

王晓明：主持人已经说了，在1993年跟1994年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场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讨论，这个讨论大概持续了两年时间，从上海一直波及到全国。最初来参加讨论的呢当然是人文学者：学文学的、学哲学的、学历史的，后来呢就其他行业的人也来了。我记得最后是一批经济学家也来参加讨论。那么我们当时的很多的参加者每一个人都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编辑部收到了更多的信。讨论开始还是比较的心平气和，后来就变得分歧很激烈，这个文章里面口气也越来越尖锐，甚至我知道有一些平常关系本来还可以的朋友，结果讨论之后再见面的时候脸色就比较僵硬。影响是非常大，这个讨论。人文精神这个词本来是一个老词，中国两三千年以前就有，但是在这个讨论以前，这个词在中国是不流行的，可经过这个讨论之后，人文精神成了一个很流行的词。讨论人文精神，那么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人文精神，那么这个也是当时1993、1994年讨论的时候的一个争论的一个问题。

王晓明：我刚才说了，人文精神这个词在中国是很早，那么具体到我们当时的那个环境，1993、1994年的那样一个环境，那个时候，用有一个词是可以来概括那个时代的，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可以看出一方面呢，大家对于这个公众生活都很回避。另外一方面呢，注意力都在那个怎么样来追求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这个社会当时的倾向是很明显的。那么在那样一个情况下面，当时我们讨论人文精神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人文精神不但是指那些人的物质性的需求，而更是指，比方说对于那些生活当中不能够直接地兑换成现钱的那些价值。

　　比方说这个人的生活的意义，人活着为什么，对这样的意义的这个思考，再比方说对美和诗意的追求，再比方说对于从容，生活当中的一个从容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再比方说良知，这些东西都不能够直接兑换成钱，兑换成我们的物质利益。但是当时提倡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价值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些比这些价值好像更抽象，更摸不着具体的形状的，那样一些情感：比方说敬畏之心，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敬畏之心。爱因斯坦，都知道，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完全没有一般的，我觉得比较差的那些科学家的那种觉得，哎呀，我这科学可以解释一切，相反，正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他就觉得人的世界、宇宙，是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人的这个认识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们现代人的这样的一些科学，很有限的这些科学就可以来解释整个宇宙，他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很荒唐的事情，这种对于人的自己的这个能力跟自己的见识的有限性的反省，由此产生的一种对于广大的，自己还不了解的世界的那个敬畏之心，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情感，对人的生活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还有一种情感就是当时争论很激烈的就是崇高。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好像是觉得大家不大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那种崇高的人，甚至不大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些那种不是自私自利的情感，不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如果有谁给人感觉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人，大家都觉得他一定含有个人的动机，一定含有他个人的目的，一定要找到他的个人的目的，个人动机，啊，我放心了。为什么呢，他的行为可以被我这么来解释，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不会有崇高感，不会相信人，人当中确实有好东西，好的情感、好的想法、好的行为。那么像敬畏之心、像崇高感，像这些东西在当时人文精神的讨论来讲，都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觉得这些是重要的，这就是人文精神。在当时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大概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认为当时的这个社会人文精神这样的意识，这样的关怀，很弱很弱，大家都是在追逐这个实际的利益。而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维系在一起，主要是靠利益的平衡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会非常得脆弱，经不起一点风险。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大家在一个船上，船翻了，或者要翻了，是大家争先恐后，你踩我、我踩你逃呢，还是大家按照一个顺序，让弱者先走，生存能力强的人最后，这就是一个选择，如果这个船上的人只是靠利益来维系的话，那到时候一定是你踩我，我踩你，大家都死掉，如果在利益之外有另外的想法，有另外的价值观念，那么到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有序地撤退，还会有很多人会死，或者会有很多人因此而活，能够把灾难降到最低的这个线，当然我是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利益平衡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价值，它当然还应该有更积极的意义。这是当时的人的一种，为什么要讨论人文精神的一个看法。

　　十年过去了，这些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了，或者变得不那么严重了呢？我们今天就是来谈谈这个事情。我想各位都是华东师大的学生，在大学里，我就要举一个例子，就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学的教育来看看情况究竟会是怎么样。十年之前，当时的大学教育的主要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是体制的束缚，还有这个思想的束缚，这个束缚很厉害，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大学的教育的教授的知识太陈旧。那么现在十年过去了，老问题好像并没有根本解决，但是出现了新的、巨大的新问题，这个新问题简单说我们今天的大学的教育越来越市场化，这问题简单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的过程越来越像是一个市场交易的过程，越来越受到一种市场逻辑的支配，而这个市场逻辑简单地说就是怎么样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这就是市场逻辑。

　　学生，所有的读书目的都是为了考大学，考尽可能好的大学，考上大学干什么呢，学谋生的技能，学一套将来最能够赚钱的本事，将来毕业之后呢能够找一份好工作。家长督促小孩儿最有力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再不好好读书啊，你就看那个下岗工人吧，我觉得这也不能够完全怪家长，这个就是现实。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我们的读书、学习、接受教育的过程，就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个投资的过程，投入智力、精力、时间，什么是回报呢？将来的赚的钱，这就是回报。我们再来看大学，我们都知道大学现在都非常注意要吸引，甚至争夺，我们叫生源，要把好的学生尽量地吸引过来，怎么吸引呢？最基本的一个做法就是看学生要什么，你想读什么专业，社会上流行什么专业，将来什么专业在社会上找工作的工资高，我们就设立什么专业，就开什么课，也不管这个学校是不是有足够的师资。所以我们会看，十多年下来，大学所有的专业都在萎缩，只有一种专业是膨胀的，就是实用类的专业，而且这个实用类呢，往往是短期的实用类的专业在膨胀。

王晓明：在这个情况下面，大学就成了一个交易场，学校向学生提供谋生的技能来交换家长口袋里的钱。一切跟将来找工作，赚大钱没有直接关系的知识都成了在大学里边都贬值，成了等外品，我们现在大学里最多的听到的话就是学生要问：老师啊，我学这个有什么用？这就形成了我觉得我们今天，看中国今天大学教育看不懂的一个怪圈：一方面学生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他读书，我们都知道现在小孩子就是读书、吃饭、睡觉，生活里除了这三样别的东西很少，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都围着高考转，围着高考的试卷转。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品格、对生活的看法，简而言之，他的脑子。我们一方面可以说学生的，年轻人的脑子是被大学造就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大学的脑子就是它的教授、它的课程、它的专业，这个是大学最重要的东西，是大学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呢，大学脑子呢，又好像是根据学生的需要，根据将来要录取这些学生的那些人事经理们的需要，由他们来决定。那么就出来一个问题了，学生的脑子也好，大学的脑子也好，究竟是谁决定谁，看不明白。其实我们仔细再看一看，学生的脑子和大学的脑子其实是被他们背后的，另外一个东西决定的，这个东西就是市场，就是我前面讲的市场逻辑。

　　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社会上，中国也是一样，教育是唯一的卖方市场，而这个呢是有某种必然性的。最近二十年，整个世界，那个资本主义的市场越来越成为控制整个世界的最重要的力量。可是呢，这个控制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它对人啊，它有一个特殊的需求。这个需求就是说，它需要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这个市场上合用的、优质的劳动力，市场对人的需要不是别的，市场关心的是你首先你能不能成为我所需要的劳动力，可是我们现在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消费也好，生产也好，它的周期性越来越快。今天是优质的劳动力，可能明天就不是了，所以你需要不断地去培训，什么叫终身教育啊，终身教育就是不断地自我改善，保持自己作为优级的，或者次一级，或者第三级的劳动力的这个水平。

　　这个是今天的市场对于教育最大的需求和压力，而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面，一方面教育变得非常得重要，因为它成了培训劳动力的训练班，它可以起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市场呢，就把这个教育越来越往高的位置上抬，而教育呢，一面被这么抬上来，一面自己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那个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领域，逐渐逐渐变成了培养它的劳动力的等级往这个方向转变。什么叫教育跟市场接轨，我理解这就是教育和市场接轨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这个也不完全是中国大陆一个地方的事情，日本啊，香港啊，很多地方大学都在这样的改革，所谓叫改革，因此把这些东西拿来作为我们自己教育的改革的方向，这就叫做向世界接轨，后果是非常得严重。第一，我们的这个知识的状况现在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今天社会上的知识的总量急剧地膨胀，但是知识的类别，类别的丰富性，明显地减弱，实用性的知识，大量地发展，非实用性的知识急剧地缩减，有效期短的那些知识，大量地膨胀，有效期比较长的那些知识，明显地萎缩，公共性的知识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的知识很缺乏。大学越来越向培养，变成一个劳动力培训班，这个状况无疑是使我们今天的这个知识状况的这种畸形的，一面膨胀，一面缩减的这个状况，大学要负很大的责任，这是第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既然是劳动力培训，一切就由钱来决定，你能够付更多，越多的钱，你就能受到越高级的培训，付不起钱的人，你就只能够享受低级的培训，将来就只能够做那个贫困的工作。社会总是有差别，有等级差别，有差异，可是教育就是为了弥补这个差异，如果教育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使得这个社会在贫富差异上面，在公平和公正、平等这个上面的倾斜更严重。第三个问题其实是，我觉得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人的生活的内容，越来越单一，变成了什么呢，好像人活在这世界上，就是为了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费。

　　我想就是以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也可以说，当年有些人觉得这个是危言耸听，我想今天大家不会再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了这是我们的现实，大家也不会，我想也不会再说：啊，只要经济富裕，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现在看起来，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很多危机并没有解决，而且出现了新的危机，怎么办？我在想，简单来说，在中国的现代的历史上面，我们中国人曾经有过非常了不起的现代教育的理想。这个理想简单是说，第一，认为教育不是培养政府需要的人才，而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蔡元培当年改革北大，把那帮官老爷赶出北大，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第二，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实用性的人才，而是要培养那种真正对社会的长远能够起作用的栋梁之才。

　　那么第三，现代教育的理想就是，教育不仅仅是培养杰出的、优秀的人才，还是要能够促进社会的平等和公正，这个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我觉得是伟大的理想，很多人都为此在努力。在这个教育的理想里面，有欧洲现代教育思想的影响，也有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的影响，而无论是这个现代欧洲的教育思想，还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更不要说中国现代的教育理想，都包含着、体现着我前面所说的这个人文精神。简单说就是说，觉得人的生活当中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就社会来说，一个社会有比利益的平衡，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目标。当然，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跟蔡元培的时代很不一样，教育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一方面适应这个现实的挑战，一方面又不迷失自己的这个理想和本性，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大家来做。

　　但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想一定不能够忘记追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们为什么要进大学，教育究竟是干什么的？然后在这些问题背后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怎么样才是好的生活，我想当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一边追问这些问题，一边来探索中国的新的教育的道路的时候，人文精神，以及体现这个人文精神的中国的现代的教育理想，应该成为非常重要的参照。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些。

主持人：谢谢。

主持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位网友，他也是想和您来探讨一下人文精神和大学教育之间的关系，他的名字可能您就会非常不喜欢，他叫做“美元美元我爱你”，大概就属于您要去批判的那种。他说，我承认您所说的大学教育不应该完全地市场化，但是您所提倡的人文精神，是不是和市场经济完全对立的，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吗，其实我觉得造成我们缺失人文精神的，并不是市场经济，一种公开竞争的环境是更容易培养出来大家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人格的，而且从1949年一直到“文革”结束，中国没有市场经济，那个时候中国，我也不觉得拥有人文精神。

王晓明：对，他的话有一部分我完全同意，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文精神是一个自由的、独立思考的，一定有这样含义的话，那么的确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一个自由的、相对宽松的一个环境是不可能产生出人文精神的，即使有了，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压，这个我同意。但是呢他另外一个看法，他觉得提倡人文精神就是跟市场对立，或者说他相信市场本身会培养出人文精神来，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幻想，换句话说就是他对目前在全世界已经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市场，他缺乏了解。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市场是各种各样的，现在大家讲的这个市场，其实就是指资本主义的市场。可资本主义的市场从世界上其它地方所看到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其它的力量的介入，单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那么它可能会创造很高的生产效率，可能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这个竞争变得非常得剧烈，但是它不会产生，市场本身不会产生人文精神。因为道理很简单，市场关心的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投入跟产出的比例，我想这个网友他所说的，他把几个事情可能混在一起了，他的意思我想他是说：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可以把其它的禁锢打破，他大概是指的是这个意思。人文精神的这个发展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如果他这样讲的话，我觉得他是对的，但是他不必因此就引申出觉得，我们今天所讲的人文精神就一定是跟市场直接对立。

主持人：好，谢谢您和我们这位网友的交流。接下来呢请我们在座的同学提问。

提问：王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您是如何理解人文精神的，就是说怎样界定这个人文精神，就是刚才从您所讲的这个内容来看，我觉得您把人文精神和人的精神追求好像是混淆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人文精神的缺失，谢谢。

王晓明：我的理解其实简单说就是这样，就是说，一个是觉得人的生活当中有那么一些重要的价值，这些价值是对我们去改善我们的眼前的物质生活来说，好像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其实有关系。对这些我刚才说的敬畏心，对崇高的信任，包括还有比方说那种不带功利的、追根寻底的那种兴趣，像这些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值得重视，值得珍爱的东西，对这些的重视和强调，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文精神。这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文精神会有危机，其实我们1993年讨论的时候讲了很多了，既有这个国内的中国自身历史近代以来的一个历史原因，也有整个世界大的变化的原因，这个说来话长。简单地说是这样，从中国的国内的情况来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面临一个大问题，怎么样使中国从原来的那个国家，那样一个我们说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的那样的一个社会，把它改造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然后能够适应世界的竞争，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的问题。这问题现在还没有说，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在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怎么样建立起一个现代的社会的认同。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物质利益的平衡之外，能够把社会、大家聚集在一起，使大家遵守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则的，或者基本的认同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念。那么从国际上来讲，那么简单说就是，所谓的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全球化为基础的这个所谓的现代化的过程，整个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改变了人的生活。我们是用中文是用人文精神这个词来表述，在其他的国家，他们有另外的词，但是如果抽象来讲的话，关心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就在一个人类社会发生了这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人怎么样重新来建立对生活的意义的比较宽的一个理解，比较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主持人：好，谢谢。

提问：王教授好，主持人好，我想问您刚才说人文精神只是一种对于人生意义的一种追寻，那么在现在伦理信仰都已经缺失的这种前提下，单纯追寻人生的意义，是不是容易陷入比如说相对主义。人人都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也无可厚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如何重新确立价值和意义的基础，谢谢。

王晓明：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想你刚才是，这个是说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不但是中国，全世界都面对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对这样的事情，我想抽象地来讨论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是更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大学教育，人文学术应该承担的一个工作，只不过这工作现在做得不好。

　　就是我们现在实际的生存状况的恶化，对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的研究对这个事情的分析，以及对这个事情的公开的讨论太不够，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要提倡人文精神，包括重新来讨论人的生活的意义，这不是说这个是某些人想出来的，这个是现实生活逼迫的一个后果，所以对这样的问题是相对主义还是绝对主义，这种抽象的讨论并不能解决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深入地了解和分析，我觉得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并不是说我们从这个事情当中，从对现实生活的深入地了解当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哪一种对生活的理解是最好的，我们大家都照着这个做，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而是说使大家明白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说因为我们不重视这个人的生活的这些基本的意义，我们对人的现实的理解太窄，这样已经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得困难，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想明白了，有了基本的了解，然后我们大家再来讨论、来寻找，对每一个社会，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各个社会之间又可以互相沟通的那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然后重新来建立这些观念，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我觉得这个漫长的过程的起点，简单说就是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对于我们正在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实，我们缺乏足够的了解，我们对这个现实的了解非常得片面，得从这里开始。

主持人：好，谢谢。

主持人：演讲即将结束，最后呢我想请问您，希望说一些什么样的话，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王晓明：很遗憾，有很多讨论都没有能够充分地展开，我也是希望大家，怎么说吧，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继续就这样的问题做更深入的讨论。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先生今天带给我们的演讲，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物质生活越来越发达的时代，要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重提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