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我们对中国德育现状的认识，我们一些对中国德育有着强烈使命感的青年学人，不约而同地从一个侧面进入了各自关心的德育问题领域。现在我们将我们粗浅的研究集结起来，形成“当代中国德育问题研究”丛书。这套丛书中的《网络环境与青少年德育》、《大众传媒的价值影响与青少年德育》、《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公民教育》等都从不同的侧面表达的我们的忧虑和思索，表达了我们对现实中德育承担的勇气，面对问题与困境就意味着超越问题和困境的可能。

德育之重：教育的灵魂

　　所谓“德育之重”指的是德育的分量之重(德育的重要)。德育的重要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原因可以从社会发展、个人发展和教育的性质三大主要的方面加以说明。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任何社会的生活品质都需要道德和道德教育机制加以保证，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因为现代社会既然给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自由，当然也需要我们“配得上”这些前所未有的自由。正如当代英国教育学家威尔逊曾经指出的：“如果你追求主人—奴隶制度，你只需要一些规则和鞭子；如果你追求自由，你就需要各种复杂的机制和交往的环境——信息、选举、争论、程序规则等的有效性。同样，在自由社会中，道德教育也需要更多的注意。”也正是因为如此，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道德教育，我们国家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关心和推动我们的德育事业。

　　从儿童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儿童当前学习生活的动力与质量、未来生活的和谐与幸福都取决于他们是否接受了良好的“做人”方面的教育。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反面论证：如果我们强制一个明智的家长在孩子的品德、身体、学业和艺术修养等缺陷中选择一个最不愿意自己孩子出现的缺陷的话，我相信他会选择品德。原因十分简单：将孩子送进监狱或者戒毒所之类的问题与孩子身体上的缺失、课业上的问题、文艺修养上的毛病相比，显然前者更令我们揪心。所以德育“为首”的命题所表达的，并不是教育序列问题的回答，而是对教育的要害与本真的界定。

　　至于教育的性质，200年前德国伟大的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所说过的“没有离开教育(实际上指的是德育)的教学”的命题就已经有了很好的结论。台湾的陈迺臣博士在他的《教育哲学》中也表达得十分精彩：“教育是应该包含有教导和学习的因素在内，但反过来说并不一定为真。亦即有教有学的行为或活动，不见得就是教育。这是因为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的活动。”所以，德育是教育的灵魂。离开“育人”无以言“教书”，离开德育谈教育无异于缘木求鱼。现代教育的毛病之一也在于我们往往偏离了教育的价值属性。故今天我们希望中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就不能不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到德育问题之上。

德育之难：对现实的失语

　　德育又是困难的。而且在全部教育领域之中，德育的困难是无与伦比的。理由也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常规的困难。所谓“常规的困难”指的是德育领域广泛存在着的一般教育领域或许不太可能遇到的困难。比如在纯粹文化知识的教学中，当我们需要了解教学效果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发一份试卷考一考我们的学生，然后对考卷作分析，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学生学到了什么，在哪些地方还存在问题，以后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就可以了。但是一般文化课所拥有的这个评价或者诊断的工具在德育活动中基本上不存在。我们能够对学生施测的只能是道德认知或道德行为。由于道德认知未必能够转化为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未必反映道德动机，所以基本上我们无法了解某一道德教育活动中学生在“品德”(综合了道德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上“长”了或“缺”了多少。此外，在某些知识或者技能学习方面，强制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德育则不然。德育上的强制灌输一不人道，二不科学，基本上是无效，甚至是反教育的。因此，别的领域没有的困难，德育领域广泛存在，而且不容易克服。

　　其次是时代的挑战。当我们还在为那些广泛存在、而且不容易克服的、别的领域没有的“常规的”德育困难的克服殚思竭虑的时候，时代的发展一日千里、势不可挡。比如网络就已经迅速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状况。我们的儿童变了，我们的环境变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已经处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是自由，同时也是自由的困惑；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是开放，也给我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孤独。在德育问题上我们从人类价值共识的建立到具体教育策略的探索都面临着前人所不曾遇到的一系列难题。这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人类在道德生活和道德教育上彻底无助的时代——尽管它也是一个人类教育科学空前发达的历史阶段。

　　第三，在中国，还存在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困难——那就是德育言说的困难。在教育的其他领域，研究基本上是没有禁忌的——因为他们与价值无涉。但是，在直接涉及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德育领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却往往很难贯彻中央“解放思想”的号召。这样，许多该讲的真话无人敢讲(即所谓的“言说的困难”)、敢听；许多本可以研究的课题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许多本可以克服的属于常识水平的德育缺陷没有被克服。这实际上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抱怨德育实效不高，却始终无法改变现状的根本原因之一。而讳疾忌医的结果当然是问题更多、更严重。

德育之急：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挤压

　　我们为某件事情着急，一般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这件事情重要；二是这件事情困难。显然，光重要、不困难，我们顺手就做了，无需着急；光困难、不重要，我们溜之大吉即可。只有那些无法逃避又困难重重的问题才会令我们寝食不安。我们认为，中国当代的德育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无法逃避、困难重重、令我们寝食难安的急事。

　　中国当代德育的现状，用“问题成堆”去描述是一点都不为过的。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一个古代社会痕迹浓厚的社会，中国德育的老问题(如强制灌输等)并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但是，中国社会又已经是一个网络社会、传媒社会，网络与大众传媒对于青少年的价值影响已经一言九鼎。改革开放使我们更快地进入了“全球化时代”，道德文化的碰撞、切磋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已经给我们的社会和教育带来了许多现代人的“富贵病”。经济特区的发展和农民兄弟进城等导致的新旧移民浪潮所引发的道德教育问题也数不胜数。所以在德育问题上，我们是旧账未了，又添新欠。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寝食难安！

　　大约100年前，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家、思想家之一的胡适先生提出了那个曾经引起过广泛争议的“多研究问题”的主张。我们以为，如果我们不将“少谈些主义”与“多研究问题”作机械和对立的理解，胡适先生的主张对于今日之中国社会和中国德育都是有着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期望更多对于中国社会与教育保持着自己的良知、热诚、使命感的同仁能够以更有力的步伐加入、推进当前的德育研究和实践。(本文作者檀传宝为“当代中国德育问题研究”丛书主编)